内圣外王之道梁启超认为此语“包举中国学术之全部其旨归

(18)内圣外王之道：梁启超认为此语“包举中国学术之全部，其旨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”。

天下研究方术的人很多，都认为自己所获得的成就无以复加了。古代所谓的道术，到底在哪里呢？回答是：“无所不在。”若问：“圣人从哪里诞生？明王从何处出现？”回答是：“圣人有他诞生的原因，明王有他成就的根由，都是源于大道。”

不背离大道本质的，称为天人；不背离大道精纯的，称为神人；不背离大道本真的，称为至人。以自然为主宰，以德性为根本，以大道为门径，预知变化的征兆，称为圣人；以仁爱来施行恩惠，以义来分别事理，以礼来规范行动，以音乐来调和性情，充溢着温和仁慈的言行，称为君子；以法度分别各自不同的名分，以名号标明各自不同的实际，用比较的方法来验证事物，用考察的方法来决断事物，就像一二三四数列那样分明，百官的序列就是如此确定的；把耕作劳动作为常业，把衣食作为关注的主要问题，用心于繁衍生息和积蓄储存，关注老弱孤寡的生活，让他们都能得到抚养，这是民生的道理。

古代的得道者不是很完备吗？他们具备了圣人和明王的道德，取法于天地，而能哺育万物，调和天下，恩泽施于百姓，通晓大道的根本，掌握末端的具体法度，六合通达而四时顺畅，大小精粗，应时变化，无所不发挥作用。古代道术明显表现在礼法度数方面的，在旧的法规法令中和世传的史书中多有记载；那些记载在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乐记》书中的，邹、鲁之地的学者和官吏大多还能明白其中的道理。《诗经》是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，《尚书》是记载政事的，《礼记》是讲述行为规范的，《乐记》是讲述调和情绪的，《易经》是讲述阴阳变化规律的，《春秋》是讲述名位职守的。这些学问散布于天下而施行在中原的，百家之学中时有称引和讲述。

天下大乱之后，圣贤的学说不再显明于世，道德标准也出现了分歧。天下的人各以一己之偏见自以为是。譬如耳目鼻口各有功用，却不能相互替代；犹如百家的各种技艺，都有自己的特长，适时方有所用。虽然如此，对于不能兼备众说，不能周遍物理的，只能是一孔之见的曲士。他们割裂了天地的和美，离析了万物的常理，破坏了古人完美的道德，很难具备天地的自然纯美，相称于神明的形容。所以内圣外王之道，暗淡而不光明，抑郁而不勃发，天下之人各为自己的喜好，偏执一己的方术。可悲啊，百家的学术走向一偏而不知道回归，势必与古人的道术不能相合了！后世的学者，最为不幸的是，再也见不到天地的纯美和古人完美的道德风貌。古人的道术将被这一代的天下人所割裂毁掉了。

二

以本为精(1)，以物为粗，以有积为不足(2)，淡然独与神明居(3)。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，关尹、老聃闻其风而悦之(4)。建之以常无有(5)，主之以太一(6)，以濡弱谦下为表(7)，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(8)。

关尹曰：“在己无居(9)，形物自著(10)。”其动若水，其静若镜，其应若响(11)。芴乎若亡(12)，寂乎若清。同焉者和(13)，得焉者失。未尝先人(14)，而常随人。

老聃曰：“知其雄，守其雌，为天下谿(15)；知其白，守其辱，为天下谷(16)。”人皆取先，己独取后，曰受天下之垢(17)。人皆取实，己独取虚，无藏也故有余，岿然而有余。其行身也，徐而不费(18)，无为也而笑巧(19)。人皆求福，己独曲全(20)，曰苟免于咎(21)。以深为根，以约为纪，曰：“坚则毁矣，锐则挫矣(22)。”常宽容于物，不削于人(23)，可谓至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