断灭种性语出玄奘《成唯识论》【】来书云“佛氏又有‘常提念头’

断灭种性：语出玄奘《成唯识论》。

【】来书云：“佛氏又有‘常提念头’之说，其犹孟子所谓‘必有事’，夫子所谓‘致良知’之说乎？其即‘常惺惺，常记得，常知得，常存得’者乎？于此念头提在之时，而事至物来，应之必有其道。但恐此念头提起时少，放下时多，则工夫间断耳。且念头放失，多因私欲客气之动而始，忽然惊醒而后提，其放而未提之间，心之昏杂，多不自觉。今欲日精日明，常提不放，以何道乎？只此常提不放，即全功乎？抑于常提不放之中，更宜加省克之功乎？虽曰常提不放，而不加戒惧克治之功，恐私欲不去；若加戒惧克治之功焉，又为‘思善’之事，而于‘本来面目’又未达一间也。如之何则可？”

“戒惧克治”即是“常提不放”之功，即是“必有事焉”，岂有两事邪？此节所问，前一段已自说得分晓；末后却是自生迷惑，说得支离，及有“本来面目，未达一间”之疑，都是自私自利、将迎意必之为病。去此病，自无此疑矣。

【译文】来信说：“佛教有‘常提念头’的说法，是否和孟子所谓的‘必有事’，您所讲的‘致良知’学说一样呢？就是‘常警惕，常记得，常知道，常保存’吗？当这个念头提起来的时候，面对事物，必定有应对的方法。但是唯恐这个念头提起来的时候少，放下来的时候多，因而工夫间断了。并且念头的丢失，很多时候是因为私欲客气的产生，忽然惊醒之后又提起来，在放下和没有提起来之间，内心混杂，多半不自觉。如今想要日益精密明白，常常提起来不放下，用什么方法呢？这种常常提起不放，就是全部工夫吗？或者是常常提起不放失之时，再增加省察克制的工夫吗？即使说常常提起不放松，而不增加戒惧克制的工夫，恐怕私欲不会消除；如果添加了戒惧克制的工夫，又是思考善了，对于‘本来面目’而言似乎又隔了一层。像这样要怎么办？”

戒惧克制就是常提不放的工夫，就是“必有事焉”，难道有两件事吗？这一段所问的东西，前面一段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；最终还是自己迷惑了自己，话说得支离破碎，至于“本来面目，未达一间”的疑虑，都是因为自私自利、迎合固执的毛病。除去了这个毛病，自然没有这种疑问。

【10】来书云：“质美者明得尽，渣滓便浑化。如何谓‘明得尽’？如何而能‘便浑化’”？

良知本来自明。气质不美者，渣滓多，障蔽厚，不易开明。质美者渣滓原少，无多障蔽，略加致知之功，此良知便自莹彻，些少渣滓，如汤中浮雪，如何能作障蔽？此本不甚难晓。原静所以致疑于此，想是因一“明”字不明白，亦是稍有欲速之心。向曾面论“明善”之义，明则诚矣，非若后儒所谓明善之浅也。

【译文】来信说：“气质好的明白得充分，有渣滓就会混杂。什么样才叫做明白得透彻？什么样才叫做混乱？”

良知本来就光明。气质不好的人，渣滓多，遮蔽得厉害，不容易开化。气质好的人渣滓本就少，没什么遮蔽，稍微加点致知的工夫，这个良知就会晶莹透彻，一点点渣滓就好像汤中漂着的雪花点，怎么能够遮蔽得了？这本不很难知道。你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疑惑，估计是因为一个“明”字不清楚，也是稍有求快的心思。过去曾经和你当面讨论了“明善”的含义，明白道理就能真诚，不是像后来学者所讲的明善那种浅显理解。

语出程颢，见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一。

【11】来书云：“聪明睿知果质乎？仁义礼智果性乎？喜怒哀乐果情乎？私欲客气果一物乎？二物乎？古之英才，若子房、仲舒、叔度、孔明、文中、韩范诸公，德业表著，皆良知中所发也，而不得谓之闻道者，果何在乎？苟曰此特生质之美耳，则生知安行者，不愈于学知困勉者乎？愚意窃云，谓诸公见道偏则可，谓全无闻，则恐后儒崇尚记诵训诂之过也。然乎？否乎？”

性一而已，仁义礼知，性之性也；聪明睿知，性之质也；喜怒哀乐，性之情也；私欲客气，性之蔽也。质有清浊，故情有过不及，而蔽有浅深也。私欲客气，一病两痛，非二物也。张、黄、诸葛及韩、范诸公，皆天质之美，自多暗合道妙；虽未可尽谓之知学，尽谓之闻道，然亦自其有学，违道不远者也。使其闻学知道，即伊、傅、周、召矣。若文中子则又不可谓之不知学者，其书虽多出于其徒，亦多有未是处，然其大略则亦居然可见，但今相去辽远，无有的然凭证，不可悬断其所至矣。夫良知即是道，良知之在人心，不但圣贤，虽常人亦无不如此。若无有物欲牵蔽，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，即无不是道。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，不能循得良知。如数公者，天质既自清明，自少物欲为之牵蔽，则其良知之发用流行处，自然是多，自然违道不远。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，谓之知学，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。数公虽未知专在良知上用功，而或泛滥于多岐，疑迷于影响，是以或离或合而未纯。若知得时，便是圣人矣。后儒尝以数子者尚皆是气质用事，未免于行不著，习不察，此亦未为过论。但后儒之所谓著、察者，亦是狃于闻见之狭，蔽于沿习之非，而依拟仿象于影响形迹之间，尚非圣门之所谓著、察者也，则亦安得以己之昏昏，而求人之昭昭也乎？所谓“生知安行”，“知行”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；若是知行本体，即是良知良能，虽在困勉之人，亦皆可谓之“生知安行”矣。“知行”二字更宜精察。

【译文】来信说：“聪明睿智真的是材质吗？仁义礼智果真是性吗？喜怒哀乐果真是情吗？私欲客气果真是一个东西吗？还是两个东西？古时候的英雄，像张良、董仲舒、黄宪、孔明、王通、韩琦、范仲淹等人，德性与功业显著，都是从各自良知中发出的，却不能称之为闻道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如果说他们只是天生材质好而已，那么生知安行的人，不比学知利行、困知勉行的人更好吗？我以为，说这些人见道不全还差不多，说完全没有闻道，恐怕是后儒崇尚记诵训诂所带来的偏见。这种理解对吗？”

性就是一个。仁义礼智是性的本质，聪明睿智是性的材质，喜怒哀乐是性所体现出来的情，私欲客气，是性的蔽障。材质有清浊，所以情有过与不及之分，蔽障有深浅之别。私欲和客气就是一个病根带来的两个毛病，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。张良、黄宪、诸葛亮以及韩琦、范仲淹等人，材质天生很好，自身很多地方都符合圣人之道；虽然不能完全说他们知道学问，知道圣人之道，但也仍然有他们自己的学问，离圣人之道不远。假使他们通过求学而知道圣人之道，那么就成为伊尹、傅说、周公、召公那样的人物了。至于文中子则不能说不知道学问，他的书虽然多半由他的弟子们所撰写，也有很多不正确的地方，但他的思想大体昭然可见，只是古今相隔太远，没有确实的证据，不能凭空断定他所达到的高度。良知就是道，良知在人心中，不仅圣贤如此，即便是常人也都一样。如果没有物欲的牵累遮蔽，只要遵循良知的流行去做，就没有不符合圣人之道的。但是普通人经常被物欲遮蔽，不能遵循良知。如刚所说的几位人物，天生材质本就清澈光明，自然很少被物欲所牵累遮蔽，他们的良知扩充流行自然就多了，自然离道不远。学者学习遵循这个良知而已，称之为知道学问，只是知道专门学习遵循良知。几位虽然不知道专门在良知上用功，有的浸淫于不同领域，被虚幻不实的东西所迷惑，因而有时候背离了道，有时候相合于道，但都不纯正。如果知道了真正的学问，也就是圣人了。后世儒者认为这几位前辈都还只是在气质层面做事，难免“行不著，习不察”，这种评价也不算过分。但是后儒所谓的自觉、省察，也是被狭隘的见闻知识所阻断，被各种陈旧习惯所遮蔽，而模仿各种影子、回响与行迹，还不是圣人所说的自觉、省察，怎么可以自己还是昏昧无知，却企图使别人明白清晰呢？所谓“生知安行”，“知行”两个字也就是从用功方面来说的；如果是知行本体，则就是良知良能，虽然是困顿中勤勉的人，也都可以称之为“生知安行”了。“知行”两个字尤其需要体察透彻。

张良（？—一前186），字子房，西汉沛郡城父（今河南襄城）人。刘邦的重要谋士，辅佐刘邦得天下，被封为留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