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，充分肯定火攻战术在军事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。孙子认为，以火助攻是提高军队战斗力，卓有成效地打击和消灭敌人，夺取作战胜利的重要战术手段，“以火佐攻者强”。

第二，根据打击对象的不同，把火攻的方式具体分为五大类。一是焚烧敌方的人马，它属于最主要的类型，如赤壁之战、夷陵之战都是如此；二是焚烧敌军的粮草，就像官渡之战中曹操采纳许攸的献计，一把火烧掉袁绍囤积在乌巢的军粮；三是焚烧敌军的辎重，“军无辎重则亡”，对手没有了装备，便只有挨打的份；四是焚烧敌军的仓库，破坏对手的后方战略资源，这仗自然无法再打下去。就像隋在统一南北之前，军队依高颖的计谋，潜入陈国后方，烧仓库搞破坏；五是焚烧敌方的交通线，补给道路一旦被切断，敌人虽“有心杀敌”却“无力回天”，遭到失败不过是时间问题。

以上五种火攻破敌的方式，实际上就是两大类：一是以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，直接打击和消灭敌人的肉体；二是以敌人的物资工具为目标，即摧毁敌人的后勤机器，剥夺敌人赖以支持战争的物质资源，使得敌人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最终输掉战争。

第三，论述实施火攻的具体条件，强调正确选择火攻的时机。火攻的具体操作是有相当大难度的，孙子指出，火攻的实施必须依赖一定的条件：一是气象条件，二是物质条件。

“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”，“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”。这里的“东风”，就是气象条件。就这项条件而言，孙子认为应该是“发火有时，起火有日”，即要选择有利的时机，如气候干燥，月亮行经箕、壁、翼、轸等星宿位置（古人迷信，认为月亮在这些位置时会天刮大风）等等。这在《三国演义》里，便是诸葛亮披上道袍、筑坛借东风的表演。就物质条件而言，是“行火必有因，烟火必素具”，即火攻用的物资必须在平时预做准备。孙子认为，一旦具备了这些条件，就可以考虑在作战中运用火攻。

孙子这样看问题，是有道理的。因为孙子所谈的“火攻”，同后世（火器时代）乃至当代（核武器时代）的火攻截然不同。当时火攻主要是利用松脂、艾草等易燃物品，依靠风力的作用，四下纵火来给敌方造成伤亡和损失。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，尤其是天气条件的限制，所以必须先讲求有关的气候及物质条件。

第四，火攻与兵攻必须有机结合，相辅相成。火攻不是简单地用纵火的方法去惊扰敌人，而是按照一定的火攻战术来运作，将火攻和兵攻有机结合，以兵攻为主导，以火攻为辅助，从而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。为此，孙子明确提出“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”的战术原则，即利用纵火所引起的敌情变化，采取不同的火攻战术，并及时以主力进行配合，指挥部队发起凌厉的攻击来扩大战果，一举奠定胜局。这才是火攻破敌的上乘境界。

孙子这样辨证分析问题，的确非常有必要。因为火攻固然威力强大，效果显著，但利与弊形影相随，如果在火攻问题上不知灵活掌握，随机应变，就不能使这种战法发挥应有的作用，有时反而会给自己带来灾难。譬如南朝萧梁时期，侯景起兵反叛，攻打巴陵，想用火攻攻克城池，谁知风向突变，大火烧到自己的兵马，大败，这就是具体例子。所以，聪明的军事指挥员在运用火攻之时，一定要针对敌情的变化，灵活地加以处置。孙子早在二千五百年前便注意到这个问题，系统提出“必知有五火之变，以数守之”的方法，告诉大家要掌握“火发于内，则早应之于外”、“火发上风，无攻下风”等要领，足见他的认识之深刻!

上下几千年，运用火攻战术克敌制胜的成功战例数不胜数。其中比较著名的，就有战国田单即墨城下大摆火牛阵击败燕军，东汉班超通西域过程中的破鄯之战，三国时期孙、刘联军战胜曹军的赤壁之战，东吴陆逊火烧连营、大破刘备的夷陵之战，北宋初年潘美火攻刘、夺占广州平定南汉之战，曹彬火烧水寨、攻取金陵、灭亡南唐之战，元末朱元璋鄱阳湖借助火攻、歼灭陈友谅主力之战等。这些战役的指挥者，之所以能巧妙运用火攻战法，取得超越常规的成功，归根结底，都是他们在作战指挥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贯彻了孙子“火攻”理论的结果。

在诸多运用“火攻”战术取得成功的战例之中，赤壁之战也许是最为人们所熟悉、也是最成功的一个。在这场决定三国命运的战争中，弱小的孙权、刘备联军面对屡战屡胜、兵锋正锐的曹操大军，没有自乱方寸，而是在知彼知己、知天知地的基础上，针对曹操骄傲轻敌、舍长用短（“含鞍马而就舟楫”）的特点，利用地理、天时方面的有利条件，果断采取“以火佐攻”的作战方针，乘敌之隙，一把火烧出三国鼎立的新局面。

在具体的作战过程中，孙、刘联军也认真贯彻了孙子“火攻”战法的基本原则。首先，他们充分做好了实施火攻的准备，预先准备了充足的火攻器材——干草、油脂以及用于突击冲锋的火攻载体即蒙冲、斗舰，这就是所谓的“行火必有因，烟火必素具”。其次，他们做到了“发火有时，起火有日”，即充分利用东南风大吹的机会，及时地放火焚烧曹军的战船和大营。其三，他们将火攻与兵攻有机地结合起来。周瑜、刘备等人在实施火攻顺利得手的情况下，不失时机地统率主力船队横渡长江，乘着敌人惊慌失措、混乱不堪之际，奋勇攻击，大创聚歼，从而扩大战果，赢得了完全的胜利。孙、刘联军在赤壁大战中的突出表现，证明其统帅集团谙熟“以火佐攻”、“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，以数守之”的火攻原则，也反映出孙子“火攻”思想在冷兵器时代所具有的独到价值与深远影响。

本篇中的另一重要内容，是孙子的慎战思想。他强调君主和将帅对战争要谨慎从事，做到“非利不动，非得不用，非危不战”，对于缺乏政治目的和战略目标而轻启战端的愚妄行为，孙子持坚决反对的态度。他指出国君不可凭个人喜怒发动战争，将帅也不可逞一时意气而随便动武。无论是战是和，都必须以利益大小或有无为依据：“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。”认为这才是真正的“安国全军之道”。否则“战胜攻取，而不修其功者，凶”，到头来一定会受到现实的惩罚，丧师辱身，为天下笑。

孙子这一看法较之于儒、墨之流的“非战”、“反战”立场无疑更接近于真理，而与《商君书》为代表的法家“主战”理论相比，也具有更大的合理性。“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”乃是从事任何活动的根本依据，战争作为暴力的政治行为，更应该遵循这一宗旨。而要真正贯彻“兵以利动”的精神，国君和将帅乃是关键。国君如果遇事不沉着冷静，仅凭一腔热血轻率发动战争，后果就不堪设想。至于将帅，其指挥是否得当，与战争胜负关系极大。遇事冷静，处乱不惊，不为利诱，不为辱怒，是将帅应有的优良素质，也是军队克敌制胜的重要保证。有鉴于此，孙子才一再告诫统治者“不可以怒而兴师”，奉劝将帅切不可“以愠致战”。

征之于史，这种“慎战”理论乃不刊之论。成皋之战中曹咎“以愠致战”终遭杀身，夷陵之战中刘备“以怒兴师”招致惨败，李自成不修其功断送天下，都是违背孙子谆谆教诲的必然结果。

孙子在一篇讨论火攻战术的文字里，加上“慎战”内容，实在叫人费解，我觉得孙子大概是认为烈火的破坏性、威胁性最为巨大，战争的性质正与它相同，对战争的后果应有高度的警惕，所以孙子以火为喻，引申出“慎战”的道理，提倡“安国全军之道”，这种良苦用心我们应该体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