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左传》不仅记载了春秋时代许多重要史事，还保存了前此的若干传说古史。有些记述已反映出某些进步的思想，如轻视鬼神而注重人事，强调君主忠于人民管好国家等。同时，它也显示出春秋时政治思想的一些特点，如不承认统一的专制君权，宣扬君臣为共同的国家利益而结合，双方都有选择的自由，不主张臣民绝对效忠于君主。

《左传》在西汉时属“古文经”，并成为“古文经”中的主要经典。由于汉代经学家的门户之见，它长期不能立于官学，未取得设置博士的合法地位。但由于它本身的学术价值，却能在民间广泛流行，并得到不少著名学者的研习和赞赏。西晋杜预作《春秋经传集解》，始将《春秋》与《左传》合编为一书，博采汉儒解说，考订异同，自成专门之学。其后《左传》的地位逐渐超过《公羊传》和《谷梁传》。唐人孔颖达作疏，一遵杜注。清人洪亮吉作《春秋左传诂》，则对杜注多所指摘。又有刘文淇等作《春秋左传旧注疏证》，搜罗前人注释最富，惜未完成。近人杨伯峻作《春秋左传注》，简明适用。

《公羊传》

与《左传》《谷梁传》同为解说《春秋》的三传之一。亦称《春秋公羊传》。旧说创始于子夏弟子齐人公羊高，传五世至西汉景帝时得立于官学。其大师胡毋生、董仲舒等任博士，专门从事研习、讲授之业。武帝时贫苦儒生公孙弘因通晓该书竟得官至丞相，其后学者益众，遂为汉代显学。该书援引前人解“经”成说颇多，如鲁子、高于、子沈子、子司马子等，子公羊子仅属其中之一，未见处于特殊地位。但书中认为从春秋战国之际的公羊高到汉景帝时的公羊寿，历三百年仅传五代，亦甚可疑。大约《春秋》曾作为孔门教材，传习不绝，历代儒生研讨讲述，遗说甚多，其中一部分经西汉初的公羊氏及其弟子胡毋生等整理，编著成书而行于世。由于它写成于汉初，用的是汉代通行文字“今文”，故属“今文经”，并为“今文经学”主要经典。

《公羊传》用问答体解说《春秋》所记史事，着重从政治而非历史学的角度阐述这些记载的是非观，并把它看成孔子政治理想的体现，作为指导后世帝王行事的准则。由于其借对史事的议论发挥自己的政治主张，所以常有一些“非常异义可怪之论”。如齐襄公恃强兼并纪国，却被肯定，以为是为其九世祖齐哀公复仇；宋襄公在泓之战坐失战机，丧师辱国，歌颂为“临大事而不忘大礼，有君而无臣，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”。该书本文二万七千多字，其中有三十七年无传，可能已有残缺。东汉何休依据胡毋生条例所作《春秋公羊解诂》，集两汉公羊学之大成。北宋著录有徐彦所作《公羊传疏》。清人陈立著《春秋公羊义疏》，广搜诸家解说，可供参考。

《谷梁传》

与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同为解说《春秋》的三传之一。亦称《春秋谷梁传》。旧说鲁人谷梁赤“受经于子夏，为经作传”。实际应是孔门讲习《春秋》的若干代学者集体的论议，整理编著成书的年代不晚于汉初。宣帝时，为之立博士。

《谷梁传》一般认为属于“今文经”。全书正文两万三千多字，采用问答体解说《春秋》，重点在阐述经义即《春秋》的政治意义，与《公羊传》大抵同调，但在个别具体问题上也有歧异。如鲁僖公四年《春秋》记：齐桓公伐楚，“楚屈完来盟于师”。《公羊传》称：“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，……以此为王者之事也。其言来何，与桓为主也。……与桓公为主，序绩也。”肯定了齐桓公取得的重大成绩。《谷梁传》却说：“来者何？内桓师也。……于召陵，得志乎桓公也。得志者，不得志也，以桓公得志为仅矣。”认为齐桓公成就有限，楚仍桀骜不驯，所论很不相同。

东晋范宁搜辑诸家训释著《春秋谷梁传集解》，标榜兼采众说、择善而从，唐人杨士勋又为之作疏，成《春秋谷梁传注疏》。清人钟文蒸有《谷梁补注》，网罗前人遗说，可供参考。